现在七十年代已经成为了网上和生活中的一个象征，一个群落，就如梁晓生曾代表的知青。如果你喜欢过海子、北岛甚至汪国真，会背上那么一二句“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";如果你曾经听着罗大佑的歌，在“未来的主人翁”里思考过你的人生；如果你记得每年的4.11是王小波的忌辰，明白在这个沉默的年代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多么不容易；如果你曾经的快乐只是吃饱饭；如果你曾经迷恋过游戏机；如果你经历过聂卫平的连胜风暴；如果你喜欢足球是因为巴乔；如果你还有兄弟姐妹；如果你至少用过100个信封邮票；如果你觉得现在走红的明星都和你差不多是比你小。你是我们中的一员，七十年代的一员。 就象我一个警察朋友，他在喝酒的时候总喜欢对比我们小的人说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友谊，什么叫义气，八十年代的把这些都丢了。这话虽然偏颇，但年龄的代沟和时代的变迁，以及独生子女的政策，使我们确实不同，七十年代是最后的传统继承者，最后的精神贵族。 湘北某个小县城，一个叫大杨树的乡办中学。在昏暗的天底下，坐着一个脸上脏兮兮的孩子，手上捧着一本书，这就是我。当后来我读到鲁迅先生的《故乡》时，总惊诧他形容回故乡时的“昏黄”之贴切。我父母都是乡村教师，母亲在大杨树中学教书，父亲在另一个乡办中学。平时母亲上课是无暇照顾我的，还好我安静，有个地方便能坐下，一字也不识捧着本书也能一混就是半天。每周父亲回来的时候是最快乐的，他的包里总有礼物。有时是一包饼干，有时是一个鸭梨。有一次他回来是晚上十一点，我扑上去抢过包，掏啊掏，掏出许多黑色的小块块。原来父亲带回来的是一副军棋。这些小黑块并没如他想的让我高兴，那时的我，只喜欢食物。我幽怨地看了他一眼，就睡觉了。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，还是很穷的。父母几十块的工资，只能刚刚把我和姐姐喂饱。很少的零食，都锁在柜子里，限量供应。我当然是不满的，我很耐心地开始我的报复。开始勤奋地向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学写骂人的话，一有时间，就用墨汁写在墙上。我写得最多的是“妈妈是个小气兔”，“×××是个小气兔”（×××为高堂尊讳，兔盖鬼之谬也）。我娘每天把我喂饱我不感恩，稍为零食不如意便卧薪尝胆，足见人之初，性本恶。据我姐回忆，每次我写反动标语后都归她擦屁股，其间刮下的石灰粉有一碗之多。 84年，父母终于调到一所中学。搬家那天真是个快乐的日子，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的全部家当，驶向我们的新家。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旅行，一切都充满了新奇。我不停地问我妈，我们是去北京吗？然后我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了爸爸，我们一家终于在一起了。 这是个中国最普通的中学，我想七十年代的同仁，只要不是从小到大都是在城市长大的都对它有印象：校内都是破旧而整齐的平房，有很多树，校内都是泥土路，有一个挤满了人的食堂，食堂的后面就养着很多猪。虽然简陋，虽然艰苦，但老师都是那么平易，学生都是那么精神，他们的眼中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。直到今天，我都一直觉得，真正的学校就得这样，贫寒的学子，富有的精神。从我的家乡出来60公里，有一所“翊武中学”，是纪念辛亥革命元勋蒋翊武先生而建在他家乡的一所中校。学校建在乡下，至今还保持原貌，朴素的房子，朴素的树。几次路过，我都在想，如果老了能在此教书终老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 所谓好学校，确实不是大楼和先进的设施，而是亲近的老师，合味而上进的同学，人生中有这样一段历程，会让你记一辈子。现在的中学，都是明亮的教学楼，水泥操场，先进的仪器。老师们都倾向于教书，很少象以前那样和学生在一个食堂吃饭、探讨人生。紧张的学习生活让学生们无暇自顾，除了自己班上的同学和几个风头人物，谁也不认识。这可能就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差别的一方面吧。 搬了新家以后，我上了小学。接受知识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啊，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学汉语第一课的情景：那个一个炎热的下午，外面有着灿烂的阳光下，我第一次真正学习了汉字：我爱五.星.红.旗，我爱北.京.天.安.门。那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严肃时刻，用苏晓康的八股文体来形容，真是微风徐过、纤箩不动。 学校规定，每天要在教室里睡午觉。这可是个快乐的事情。那时的桌椅都是特洛伊木马型的，睡时一个睡桌面，一个睡椅子。小孩子在一起，总有调皮的，老师一般是警告，遇见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拖进办公室一顿暴揍。那时很少有家长因为孩子被体罚闹到学校的，都惟恐老师不打。后来学校挖了个鱼塘，就不打了。迟到的，不交作业的，调皮的，统统打八斤鱼草。小弟曾因为午睡犯过一回，放学后拿着镰刀割啊割，天都快黑了都才一把，后来我爹找我找到了学校。父亲要帮我找老师说情，我怎么也不肯，二父子忙到八点才够数。把鱼草送过去的时候，毕竟我爹是联校长，老师看到我爹还不好意思，但也不是那么做作，我爹也很坦然。那时候的人，还是朴实一点。小学的生活很轻松，考虑到大家都要帮家里干活，没留什么作业，每年秋天还有秋收假。我学会了割鱼草（违纪必学），打跪板（用石头砸很远的砖头，中了可以叫你不顺眼的人跪一会，当然别人也可以叫你跪），偷豌豆，偷油菜梗。真是神仙日子。在乡下，我度过了我快乐的童年。 初中时，我考上了城南中学，由于家搬到了县城，每天走读。初中是紧张的应试教育，就这么在学习中向前赶。由于我在乡下读的小学，基础不是太好，初一总赶不上班，一度很厌学，后来有个女同学帮助我，每天放学和她一起回家是我最快乐的事情，我们聊学习，聊历史，聊世界。为了让我们的交谈多更多话题，我拼命地看书，，成绩才慢慢好起来。那时候觉得世界上最漂亮的就是这个女生了。我们初中时，正是明星风行的时候，四大天王，谭张，及一批小明星。我姐姐那时候读高中，零花钱比我多，追星的条件好一点，买了很多明星卡，我每天都拿一张给我的朱丽叶。等我姐姐发现她的宝藏都快被我盗空的时候，愤怒得满世界追打我。有一次朱丽叶没来上课，可能童话看多了，我忽然好紧张，觉得她就要死了。虽然我从不信神，但我还是为她祈祷了一天。当然她没事，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了，前不久我给她说起这个事情，我们的眼泪都笑出来了。 八十年代末，我刚读初中的时候，中国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事情发生后，经济开始不正常地膨胀。东西慢慢地看着贵了起来，初一时一块钱就可以吃碗面条，到初三的时候就要二块了。然后经济开始调整，银根开始紧缩，面条到现在也只是二块。96年我到北海时，看着宽阔的大道和一栋栋烂尾楼，感到强烈的震撼，象看到一个巨人，在痛苦地挣扎。 高中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时代开始变化了，商店、个体户多了起来，电话这个很稀罕的东西也开始进入千家万户。在高中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谈得更多的是理想、人生，想的是如何改变这个世界。韶华不为少年留，年轻人的心，真是比天还要高。经过三年紧张的学习，我们各奔东西，带着理想，从家乡，一个小县城，飞到全国各地。 人们常用“一考定终身”来说明高考的残酷，虽然这话过了点，但高考确实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才高如曾国藩、左宗棠尚为一个同进士出身耿耿于怀，况且我们这些凡夫。没有考上想上榜，考了专科想本科，上了本科想重点，重点还分三六九。96年的高考，虽然我上了榜，却是我永远的痛。现在上了研究生，却还是会经常梦见自己在苦读，在准备高考，总是在快考试的时候，从梦中惊醒，久久地怅然。虽然大家都明白高考的弊端，但我们这个国家，除了高考，的确找不到更公平的方法，这也算是地大物博的特色吧。 大学时，一位重要的领导人逝世，很快，香港回归，接着，澳门回归。我们从心里为祖国感到骄傲。大使馆事件让我们尽情地挥洒着青春的血性。那几年，飞速发展的网络让我们了解了世界，感悟了世界。毕业的时候，同学们被分到了全国各地，去建设祖国的道路。那种挥一挥手，二十年后再见的潇洒，现在想起来仍旧让我唏嘘不已。 现在的我，和许多七十年代的朋友一样，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。也许你已经参加工作，开始为祖国建设出力；或者已经有了个幸福的家庭，感觉到家的责任；或者你有了自己的事业，在商海拼搏；也许你还在学校，努力锻造自己。也许我们的理想和激情还没冷却，也许你已体会到平淡和安详才是生活的真谛。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，生活已经开始慢慢把我们推向时代的前沿。其实时代早已给了我们选择：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，我们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，也不因虚度年华而羞耻；作为七十年代的一员，我能够骄傲地说：我的生命曾经燃烧过。

想想过去的日子，真是恍若隔世。

我还是喜欢二十多年前的中国，单纯，有纪律。

有时我在想，我们现在虽然高速公路连接各个城市，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，但是和过去的岁月比起来我们究竟是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