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邓小平改革，实际上也冒着巨大的风险。尽管改革之路艰辛，但这位亲历改革过程的企业家仍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

    “不要对我们企业家抱有多大的希望。一切完全取决于政治环境，”柳传志在接受本刊专访时，坦率地说，“作为一个企业家，我从来软弱，但是我不摇摆。”

    今年68岁的柳传志见证了中国改革的全过程，同时他也率领联想从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成长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，书写一部中国企业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传奇。

   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，柳传志表示：“我们还是希望于强有力的、有良知的领导人，不然怎么改革呢？”

   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，柳传志坦陈希望改革，反对暴力革命，“我希望高层是被精英选举出来的，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，又受到人民的监督，推动改革，引导中国。”

    在柳传志看来，“中国有这样的人，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去引领中国。”

    回顾历史当审慎

    《财经》：许多人认为，目前的中国亟需启动深层次改革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    柳传志：我原来希望，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路好好走，政治上的东西不要影响经济改革。现在企业家和学者们形成了一个共识，认为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的阶段，如果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不配套的话，经济改革也难以继续推进。

   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承认，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绝对比以前提高了很多。今天北京最穷的人，也比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科学院研究人员的生活水平要高。那么，为什么现在人们还有诸多不满？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就业机会不平等、法律面前不平等、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。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，社会就很难继续前进。

    最近揭示出来的薄熙来事件说明，某些官员无法无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，这种情况不改革的话，哪一个行业的人能够安心？人心不安，社会就难以进步。

    执政党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，可这意味着要触碰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，所以难度很大。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变革，“己身不正，焉能正人”？高层领导的思想真正统一也很重要。表面一致而实际上自行其是，分歧巨大，就无法重启改革。

    《财经》：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入，是因为改革到了攻坚阶段，遭遇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。因此，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随着中国新的政治周期的到来，有不少人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，大刀阔斧，改变现状。可是，能否出现强势人物是个问题，即使有这种人物，他会把中国带向何处也是问题。

    柳传志：我的生活经验证明，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制度下进行改革，最好是党内民主先做起来，党内一层一层地做好监督，这样效率就有可能会高。如果做不到，就会出现可怕的强势人物，一言九鼎，随心所欲。

    像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的历史浩劫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，引以为戒。在最近保卫钓鱼岛的游行中，有些人穿着“文革”式的服装，不知道是无知还是有意为之。如果现在还有人留恋“文革”，肯定是很不正常的。

    “文革”中我目睹了太多悲惨的故事。我的语文教师被枪毙了，罪名是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满。为什么不满呢？因为他太太是苏联大使馆的一个雇员，“文革”一起来就被抓来枪毙了。

    我居住的院子里都是中国银行的小职员，有一个是“右派”，特别低调小心，一天红卫兵冲进来抓他的太太，理由是她解放前参加过“圣母军”。其实，“圣母军”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会组织。这位太太到处跑，被抓住后剥光了毒打，后来就疯了，一到晚上就鬼哭狼嚎般地喊。还有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他女朋友的弟弟竟然被抓起来活埋了！

    有些人以为“文革”打击的是当权派，错了！“群众运动”其实是运动群众，把群众都忽悠起来，遭殃的都是老百姓。为什么1976年纪念周总理的“四五运动”中，那么多的人们不顾一切，像火山爆发一样走上天安门广场？因为实在没法儿活了。

    《财经》：“四五运动”一方面是怀念周总理，另一方面是表示不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