伴随着通信技术的加速迭代与渗透融合，广州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  电报机：

  广交会外商合同“嘀”到全球

  广州电信前国际分局资深工程师孙红潮在电信公司服务超过40年，经历广州电信业从电报机、BP机、固话、小灵通到蜂窝移动电话、5G的全过程。

  “在20世纪60年代，固定电话是重要工作单位才能配备的。”孙红潮回忆，当时固定电话使用非常紧张，如果一个人在使用，就可能“占线”。有次，孙红潮给某单位拨打电话，却怎么都打不通。孙红潮干脆派人骑摩托车去“送信”。这种固定电话短缺、难以拨通的情况到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改善。

  当时，电报机显然更方便实用。1974年，孙红潮被调入电信国际分局。当时广州电信国际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服务广交会。由于国际电话经常打不通，电报机成为广交会外商信息沟通的主要工具。几十页的经贸合同、价格表，都是通过电报机“嘀嘀、嘀嘀嘀、嘀”地输送到全球各地。

  如今，我们已进入5G时代，电报机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。在紧急救援现场，依然可以看到电报机的身影。电报机有多可靠？孙红潮做了一个“骑自行车”的动作，哪怕没有电，也可以通过人力发电启动电报机。

  固定电话：排队报装，还要数千元“初装费”

  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普通市民开始申请配置固定电话。申请固定电话不但需要排队，还需要2000~3000元的“初装费”。孙红潮表示，当时，通过“固话初装费”能解决号码资源和线路资源缺乏的难题。而“初装费”存在的时间也并不长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就基本消失了。

  现在，广州仍有大约数百万固定电话用户。孙红潮表示，现在安装固定电话不但无需初装费，而且还可能是“免费赠品”，安装电信宽带后，套餐会赠送手机号和固定电话。

  BP机：“去吃饭”“去跳舞”成常见留言

  BP机一响，来喝茶、跳舞、吃消夜……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BP机出现并在群众间普及。

  家住杨箕的姚女士曾在BP机服务台公司工作。据她回忆，BP机服务刚推出时，千余元的费用相较动辄两三万元的手机，更贴近市民的消费能力，因此受到市民欢迎。一时间街上到处都是腰挎BP机的人。BP机一响，人们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公用电话亭。

  同时，通过当时BP机的留言信息能透视广州人丰富的夜生活景象。

  姚女士记得，当时人们没有“宅家”的习惯，每当夜幕低垂，她在服务台里发送的用户信息代码中，类似“去吃饭”“去跳舞”“去吃消夜”“去看戏（看电影）”的留言数量急剧增加。相约聚会的地点大多为上下九、西湖路夜市、长堤大马路、西濠二马路这些当时的消费旺地，充分反映出广州市场经济生机勃勃，民众业余生活丰富多彩。

  由于BP机无法实现语音实时交流，服务台设置有一个由话务员口述留言的功能，供接到信息的用户回电查询，留言五花八门，有时连夫妻吵架的内容都有，非常有烟火气。